游客在參觀游覽。近年來，當地充分運用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助推社會治理水平再提升，文明之風蕩漾在坊巷古厝間。林雙偉 攝

新中國成立70多年，擺脫了貧困落后面貌，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奇跡。“中國之治”是我國制度優勢最有說服力的證明，也是我們堅定制度自信的現實根基。讀懂中國的治理體系，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確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

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余莉主編、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讀懂中國制度》叢書，運用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語言，將正史中記載的中國古代故事與當代中國治理實踐結合起來，幫助讀者汲取制度建設、道德建設的豐富養分，深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歷史文化淵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

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都不是憑空出現的，都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

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

本套叢書以上述11個方面為分冊標題，每冊書集中闡釋一個核心理念，在追溯古代中國治理經驗和智慧的同時，著重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脈相承以及創新性發展，從而使讀者清晰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傳承及其獨特的民族性。

劉余莉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在求知的過程中，即使知識再豐富，但只要有知，就會有所不知。而圣人無知的境界，如同鏡子一樣，可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最終達到“無所不知”。

獨特的求道方法使得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本書指出，在這種“一體之仁”的觀念之下，父與子、夫與婦，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在這種整體的思維方式下，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但仍然保持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

中華文明為什么能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原因就在于中國人尊重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遵循“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采取“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種世界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

本套叢書正是從不同的視角解讀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傳統如何具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之中，從而為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搭建起一座橋梁。

傳統美德代代相傳，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治理理念

《史記》記載，戰國時西門豹治理鄴縣，通過嚴厲的處罰機制，使壞人不敢作惡，達到“不敢欺”的境界。春秋時子產治理鄭國，通過制定嚴密的法律和監督機制，使人們不能作惡，達到“不能欺”的境界。而孔子的弟子子賤治理單父，將孔子所倡導的仁義忠恕與治理之道相結合，使人們不忍心違法，從而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子賤為什么能收到民眾“不忍欺”的治理效果？史載他注重修養，有君子之德。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治國之道源于正己正人之道。在集中體現儒家治國安邦之道的《大學》中，孔子的正己正人、修己安人思想具體化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魏晉傅玄將正己正心與治國平天下的關系作了進一步說明：“正己，所以率人也。”德才兼備的君子是實現善治的必需條件。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崇德、尚德的傳統，把立德作為至高無上的人生追求。早在2700多年前，孝、悌、忠、信的觀念就已經深入人心。其中，孝、悌被奉為仁之本，忠、信則被認為是“仁”的重要表現。除此之外，禮、義、廉、恥也廣受推崇。這些傳統美德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治理理念，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積淀。

叢書提出，傳統“八德”逐漸與國家治理、制度建設以及社會風尚倡導相融合，使得中國治理在道德理念和價值追求上都呈現出強烈的君子之風。

以“八德”中的“廉”為例。古人早已認識到，官員的廉潔是政體延續的命脈所在。“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因而，戒奢崇儉、清廉自持對于官員來說不僅是道德要求，也是責任要求。

叢書認為，正是因為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實現善治所必需，所以中國從古至今的制度完善也是圍繞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一核心而展開。在中共中央發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對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提出明確要求，如“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等。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十分重視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作風，提出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各地各部門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抓，馳而不息糾“四風”、改作風、樹新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社風民風向上向善，回應了群眾期盼，贏得了黨心民心，厚植了黨的執政基礎。

民本思想為當代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中國古代很早就意識到民眾的地位和力量，洞察到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的客觀規律，將民本主義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將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出發點。

“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大禹對后世子孫的教誨，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樂業，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這一思想揭示了治國理政的基本規律，“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在中國古代，無論是思想家還是開明的政治家，都把民本作為治國的重要準則。老子認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荀子認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孟子則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人心的凝聚、力量的融合，能夠戰勝一切困難，成就一切事業。因此，人民是真正的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和衍變，為當代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叢書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權力不是與生俱來的，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了不同時期“人民至上”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

正是在一個把人民至上作為自己價值追求的政黨領導下，我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78.2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實現了最大規模的人口脫貧。正如叢書所說，“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蘊含的民本思想的最佳體現。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主義作出這樣的界定：“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用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詮釋了這一偉大追求。如何讀懂中國制度及其蘊藏的精神氣質，叢書提出倡議，“不僅要立足當下的偉大實踐，也要深入傳承至今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略其生生不息而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