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像。（資料圖片）

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我國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資料圖片）

李大釗不僅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創始人，同時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名先鋒戰士，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存世的文集中留下了很多經典篇章，時至今日依然閃耀著歷史的光芒。

率先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馬克思主義最早是在19世紀70年代傳入中國的。當時一些中國留學生與外交官遠赴歐洲各國，在其工作記錄以及日記中出現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如王韜的筆記《普法戰紀》描述了發生在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新興的一些報刊在報道西方思想動態時也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1899年《萬國公報》刊登蔡爾康的《大同學》，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早介紹。20世紀初期留日學生群體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著作高達二十余種。梁啟超、孫中山都曾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重要內容吸收進自己的著作。

李大釗在就讀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時，就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并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李大釗回國后投身新文化運動，1918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李大釗備受鼓舞，開始專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成為十月革命后中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1918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發表，李大釗指出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他號召國人迎接自由人道的新俄羅斯和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以適應“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釗認識到俄國十月革命與法國革命性質不同，俄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定浪漫主義成分，認為“俄羅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羅斯青年之勝利，亦即俄羅斯社會的詩人靈魂之勝利也”。1918年底，李大釗連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首次把俄國革命與馬克思、列寧聯系起來，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1919年9月，《新青年》6卷5號刊出“馬克思主義專號”，卷首刊載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了更為系統的介紹和評價，明確將馬克思主義看成“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分為歷史論、經濟論和政策論，而唯物史觀則是整個體系的基礎。

從1920年起，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經濟系和法律系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大學教學課程。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徹底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書指出：“李(大釗)先生是研究歷史最有成績的人，也是唯物史觀最徹底最先倡導的人；今日中國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思想這樣澎湃，可說都是先生立其基，導其先河；先生可為先知先覺，其思想之影響及重要可以知矣。”

率先澄清“主義”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社會所接受，在眾多學說和方案中脫穎而出，除了其自身的真理性、科學性與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高度契合之外，先驅者有意的推動、宣介和斗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處于調和狀態的各種派別的立場和主張更加清晰化了，胡適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公開表達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和攻訐，不愿意看到新文化運動發展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運動。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并攻擊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問題要作“根本解決”的主張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攻擊階級斗爭學說會“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

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于1919年8月撰寫《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批駁。他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的”，“并行不悖的”。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主張，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

之后，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則寫下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予以回應。在說服對手不要“因噎廢食”的同時，他并不否認在問題的“根本解決之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這里的準備活動就包括了有組織有目的的各種實踐。之后，李大釗還參與了同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論戰，批駁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論調，并同以黃凌霜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展開斗爭，批駁了“絕對自由觀”。

率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和原則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是毛澤東同志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應該說，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主要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的階段。但馬克思主義傳播從一開始就明顯地帶有解決中國社會矛盾的任務，李大釗等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時不可能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從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就將其視為理論與方法統一的世界觀，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將其作為觀察和改造國家的工具。《再論問題與主義》中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于現在需要的企圖。”

李大釗不僅具有“中國化”的清晰自覺，也提出一些具體方法和原則。一是不能“偏于紙上空談”，要“向實際的方面去作”“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二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三是要與工農運動相結合，“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四是發動中國最廣大的農民，“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李大釗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還處于斗爭經驗不足的初創時期，他本人不幸過早犧牲，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很多沒有深入，但其思想見解影響了身邊的毛澤東等人，啟發他們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過程中尋找到了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率先提出“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

李大釗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心懷復活更生的中華民族，向往傳統思想中的天下大同。正如他的詩句“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筑神州風雨樓”所言，民族復興是李大釗畢生的宏愿，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動力，也是共產主義理想與民族獨立要求、歷史文化傳統高度契合的所在。

在1916年發表的《青春》和《〈晨〉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等文章中，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宇宙及所包含的每個個體都處于不斷變化新陳代謝之中：“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陰即有陽，有否即有泰，又剝即有復，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長，有盈即有虛，有吉即有兇，有禍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壯即有頹老”，國家和民族一樣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有年輕、年老之別，而當前的中華民族已是白首之民族，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處于瀕滅垂死之中。那么希望何在？李大釗答：“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中華民族通過鳳凰涅槃獲得重生，重新獲得生命活力的中華就是青春中華，青年則應該承擔起歷史的責任，成為擔當再造的主體。在《第三》《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等文章中，他對東西方文明進行了系統比較，認為東方文明是主靜的文明、靈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主動的文明、肉的文明。而中國未來追求的應該是調和雙方弊端、吸取優長的“第三文明”“乃靈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李大釗的這一思想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代表了一戰之后中國知識分子調和東西方文化的嘗試。然而俄國十月革命之前，這種思想只是停留在哲學和思想層面，是十月革命加速了李大釗思想的轉變，使得李大釗找到了青春中華、“第三文明”的實現路徑。他敬告國人：“吾人對于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兼東西方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道路，正是能夠徹底擺脫東西方危機的“第三文明”。

李大釗將民族生命喻為回環于寬闊與逼狹的境界之間的長江大河，相信民族雄健的精神能夠沖過艱難險阻的境界。他在《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中說：“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當前中華民族正在駛過新的歷史三峽，這條路充滿希望和機遇，也充滿風險和挑戰。在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精神鼓舞下，我們一定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沿著先輩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