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微信公眾號上讀到北大才女張培祥的遺作《賣米》，胸口有些發悶，有點堵。天妒英才，張培祥這個從窮山溝里飛出來的“金鳳凰”，生命定格于二十四歲，青春之花剛綻放即枯萎。

我相信被這篇文章感動的最大群體是我們這些出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農村走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立住腳跟的“鳳凰男”、“鳳凰女”們，張培祥以她真摯而樸實的文字，從“賣米”這個小切口，追憶了我們這一代人艱難艱辛的歲月。

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少年時光始終與貧困伴隨，貧困會讓人的心粗糙堅硬。《賣米》中，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讓年僅十二歲的兒子頭頂烈日給稻田放水，與兒子可能中暑相比，做父親的更擔心“人怕熱，莊稼不怕？都不去放水，禾苗都死了，一家人喝西北風去？”

為了挑去的一百五十斤大米多賣三塊錢，好給家中病人買藥，張培祥母女倆在烈日下堅持到集市散場也沒有賣出理想中的每斤一塊一的價格。無奈之下將沒有賣出去的米挑回家，路上張培祥不小心灑出一些米，惹得母親埋怨。

中國的文人，喜歡歌頌貧困，喜歡描述安貧樂道的生活，喜歡把貧困的生活詩意化。耐得住貧困，“窮且益堅，不墜青去之志”這一境界只屬于少數具備君子人格者。“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只能適于那些有超人耐受力，且關鍵時刻有好運眷顧的極少數幸運兒，張培祥是幸運的，她高二那年輟學打工，是那位不忍心看著天才報廢的老校長和高中母校讓她繼續學業，得以在北大這個平臺上放飛夢想。更多的人未必有這份運氣，他們因為貧困而失去了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機遇。我們那個村子比我年齡小一兩歲，成績突出的女孩子只讀完了小學，二十歲左右就嫁作人婦，伺候莊稼伺候孩子，或外出務工，我再回村子時，她們都會老得讓我認不出。

前些日子，同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同事聊天，我們共同的感受是知足，我們如今的生活狀態遠非父母那一代人當時所能想象的。在南方一知名媒體當記者的項某人在《大米》讀后感中寫道，張培祥年少時賣米，而如今他的孩子在他面前賣萌！思想比較激進的他也感嘆“我們比《賣米》作者張培祥幸運的一點是，我們熬到了中年。”他還說了一句比較正能量的話“年少時賣過的米，給了面對中年的力氣”。

其實，項某人說得不完全對。因為從事紀檢和司法這一職業的原因，這些年，我沒少接觸過年少時賣過米，中年時違了紀犯了法的那一代人。在擺脫貧困后，有的不知是窮怕了還是咋的，陷入物欲的泥淖。我大學同宿舍一同學因貪腐現正在某個監獄服刑，每每想起，總有凄涼之感。

讀了《賣米》，流淚感動之余，我想更重要的是，打破“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魔咒，得意不忘形，始終記得自己從哪里來，過得再好也別忘了年少時賣過的米，栽過的秧，流過的淚，讓過往的艱辛成為抵抗誘惑的常規武器。（蚌埠淮上區紀委監委駐區人民法院紀檢監察組組長 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