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是我們黨和國家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評價他是“徹底的革命派”。他對人民有著很深的感情，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總是保持著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林伯渠曾經在自己的日記中端端正正地寫下“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并鄭重地蓋上名章，作為時刻警醒自己的座右銘。林伯渠是這樣寫的，更是這樣做的，并以此教育家人。在生活中，他嚴于律己，家風嚴明，堪稱全黨楷模。

不讓子女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

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一貫公私分明，對子女的教育也尤其注意這一點，堅決反對搞特殊照顧。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不搞特殊化，這是關系到黨的形象的大問題，也是關系到后代健康成長的大問題。”

抗日戰爭期間，林伯渠曾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其子女及多位親屬在延安學習或工作，他從不動用手中權力給他們以照顧。相反，林伯渠十分注意培養他們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杜絕特殊化的苗頭，要求他們建立“革命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

戰爭時期物資供應十分緊張，林伯渠的孩子們和其他人一樣，總是感到吃不飽，有時甚至餓得直哭。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人就向林伯渠建議說，小灶伙食相對好一些，孩子們小，正在長身體急需營養，可以讓孩子們吃小灶。林伯渠馬上嚴詞拒絕道：“這是違反制度的，不能因為他們是我的孩子就給予特殊照顧，其他學生和戰士能吃大灶，他們就可以吃。”他還特地囑咐秘書和警衛員，堅決不允許孩子們享受特權。

1946年秋，組織上決定讓林伯渠的女兒林利去東北工作，林伯渠立即表示贊同，并特別叮嚀道：“去東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組織上讓你和我通電報。”女兒聽后十分不解，當時戰火紛飛，親人又處在不同的戰場上，彼此掛念，電報是唯一的溝通手段，為什么父親要禁止呢？原來，當時正值戰爭的關鍵時期，林伯渠深知電臺資源是為解放戰爭服務的工具，絕不能因為一己私情而不顧大局，這是違反原則搞特殊化的表現。就這樣，父女二人分別后就一直音信全無，再次見面已是多年之后。

培養子女對人民群眾的感情

在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期間，林伯渠多次跋山涉水到各縣進行調查研究，每次從西安或重慶回來，都要拄根棍子，到住處附近的窯洞挨個走走，與人民群眾拉拉家常，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新中國成立后，他不顧身體衰弱，仍然力疾從公，走遍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調查了解實際情況，體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

不僅自己如此，林伯渠還特別注重從小事出發，耐心地教導、啟發子女，培養他們對人民群眾的感情。1938年2月，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見到了闊別多年的女兒林利。父女一別多年，有很多知心話要談，可是簡單詢問了家鄉近況后，林伯渠卻問道：“你知道米多少錢一斤？鹽多少錢一斤？布多少錢一尺嗎？”聽到這個問題，女兒一時語塞。她本以為父親會給她講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沒想到父親會問起“柴米油鹽”這種家務事來。看到女兒的疑惑，林伯渠語重心長地說：“這些都是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事，關心人民，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林利恍然大悟，明白了父親問題的深意。多年后，林利回憶起這一次會面依然記憶猶新，她后來說：“父親同我說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給我上了第一堂政治課。”

林伯渠還要求子女能夠真正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1942年，林伯渠的幼子林用三還不到3歲，林伯渠就把他送往農村，目的是讓他了解農民是怎樣生活和勞動的，從小培養他對農民的感情。1956年，林用三初中畢業后，林伯渠要求他從干部子弟學校考到其他中學，過走讀生活，與普通市民的孩子有更多的接觸，更全面地了解人民群眾的真實情況。

當時林用三到了新的學校，同學們不再是父親同事的孩子，也沒有自己大院里的玩伴兒，他一時間沒了朋友，感覺十分孤獨，但也不愿意主動和其他同學接觸。就這么過了一段時間，在一次團組織生活會上，有人就給林用三提了一條意見，說他對同班同學“敬而遠之”。林用三對這個意見感到有些委屈，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父親，向他訴苦。

沒想到，林伯渠不但沒有支持他，反而教育說：“這意見提得好，說明你還沒有和同學們打成一片。”林用三很不服氣，爭辯道：“他們不和我接近，我干嘛要和他們接近呢？”聽到兒子這樣說，林伯渠有些生氣，用責備的口氣說：“我看你還是只愛和干部子弟交朋友，不喜歡和老百姓交朋友，他們當然不喜歡你，這就是脫離群眾。你應該主動和他們交朋友，應該向他們好的地方學習。”林用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向父親作了檢查，開始主動與同學交往，到同學家做客，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后來，這成為他的一個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什么崗位，他總是會主動走近群眾，與他們成為朋友。

要求子女腳踏實地

和所有父親一樣，林伯渠也十分疼愛自己的孩子，但這種疼愛不是嬌縱而是對他們更加嚴格的要求。他告訴孩子們，“革命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依靠父兄，貪圖舒服，就談不上革命”。

20世紀30年代初，林伯渠因為革命需要，遠赴莫斯科工作。那時家中孩子尚小，但他仍不忘磨礪他們，他來信要求子女盡早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去，不要做溫室里的花朵。他讓長子、次女去做工，幫助母親養家；連最小的孩子也要學著做手工，掌握一技之長。

1947年初，胡宗南進攻延安，林用三當時正在干部子弟學校讀小學，他的同學們都說：“真的要轉移了，爸爸會來接我的。”盡管他知道，爸爸為了和人民在一起，決定留守，讓家人隨大部隊轉移。但是他依然渴望這時候能夠見到自己的爸爸，哪怕是短短的幾分鐘也好。他曾獨自一人站在山坡上，用含淚的雙眼望著通往延安的大路……終于他等來了父親的消息，爸爸并沒有來接自己，而是讓警衛員送來一些邊區幣，并轉告他，要聽老師和大哥哥大姐姐們的話，希望他爭當轉移中的行軍模范。7歲的林用三謹記父親的囑咐，硬是用雙腳走完了2000多公里的路程。在行軍途中，他還參加了兒童團，被評為行軍模范。第二年，父子重逢，林伯渠高興地說：“你長大了，懂事多了！”

新中國成立后，林伯渠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了一些，他卻絲毫沒有放松對子女的教育，他擔心在全國勝利的氣氛中，孩子們會漠視艱苦樸素的作風，停止奮斗。據孩子們回憶，雖然工作繁忙，林伯渠依然堅持抽時間召集兒女開家庭會議。每次家庭會議上，他都會給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經常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希望他們能夠以此武裝頭腦，指導工作，抵制誘惑。講課之余，林伯渠還會與每個孩子談心，詳細詢問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并針對他們每人的特點提醒應注意的問題。他還經常教育子女要謹慎交友，朋友間交往要健康向上，不要在吹吹捧捧的氣氛中忘乎所以，喪失革命進取心。

林伯渠對子女的嚴格還體現在他對子女工作和學習的嚴格要求上。因為擔心孩子們抱有“自來紅”思想，林伯渠總怕他們工作上有所懈怠。林利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期間，林伯渠曾向單位領導囑托道：“請你們管教她，要嚴格要求她。”1959年，林用三準備上大學，林伯渠非常關心他的專業選擇。當得知林用三準備學航空時，林伯渠語重心長地囑咐道：“中國革命進行了那么多年，才取得勝利，建設好這樣的國家也絕不是容易的事。我只希望你能學到一些真正的本事，腳踏實地地做些工作，為國家建設出力。”

在林伯渠的嚴格教育下，他的子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子林用三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曾擔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等職。其女林利曾留學蘇聯，后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無論什么時候、做什么工作，子女們都始終牢記父親的叮囑：“你們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奮斗。”（譚智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