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賓

馬 銘 淮北市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主任

王 青 淮北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二級主任科員

常青華 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王利萍 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法院院長

編者按

本案中，張雷為謀求人事利益多次送錢請托，應如何定性？張雷接受企業老板請托后，向另一方轉請托，被轉請托方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是介紹賄賂還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對此，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張雷，男，199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淮北市直機關工委辦公室主任、組織部部長、副調研員、副書記等職。

違反政治紀律。2021年3月至2023年8月，為謀求職務升遷，張雷結交政治騙子牟某某、周某某，多次送予二人錢財并請托，企圖通過攀關系、找門路、“搭天線”，為自己提拔鋪路。

違反組織紀律。2013年，張雷請托安徽某省直機關聘用工勤人員閆某某（另案處理）幫其協調職務提拔，閆某某找到時任淮北市某領導，被拒絕。2018年，張雷得知商人王某（另案處理）認識一些領導干部，請王某幫其協調職務提拔，并送給王某63.05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

受賄罪。2014年至2022年，張雷在擔任淮北市直機關工委辦公室主任、組織部部長、副調研員、副書記等職務期間，利用其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14.9999萬元。

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2015年至2018年，張雷單獨或伙同他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孟某某（張雷同鄉，非國家工作人員，另案處理）、商人王某財物共計113.05萬元。

其中，張雷幫助商人關某某（張雷好友，某駕校校長）送給孟某某50萬元。2015年初，關某某想在其經營的駕校內建設社會化電子考場，但一直未獲批。關某某便向張雷尋求幫助，后明確由張雷找關系，關某某出錢。張雷找孟某某幫忙，孟某某表示辦事需要100萬元，在張雷協調下，好處費降為50萬元，孟某某表示同意。后在張雷陪同下，關某某送給孟某某現金20萬元，約定事成后再支付剩余的30萬元。孟某某找到與其關系熟識的時任安徽省公安廳相關部門負責人范某某尋求幫助，范某某同意安排下屬辦理，不久后關某某的駕校社會化電子考場項目獲批。在這過程中，張雷未收取關某某好處費，孟某某拿到錢后均用于個人消費支出，未送給范某某。剩余30萬元因關某某其他投資虧損資金緊張，雖然其主觀上明確表示待資金寬裕后會支付，但截至案發一直未和孟某某兌現。

張雷送給商人王某63.05萬元。2018年1月，張雷得知商人王某認識一些領導干部，便提出請王某幫助協調職務升遷事宜，王某同意并許諾找其好友、某領導干部錢某某幫忙。作為答謝，張雷先轉賬給王某50萬元，后又轉給王某10萬元和3.05萬元。王某找到錢某某提出張雷想謀求職務提拔的意愿，錢某某明確表示拒絕，王某未將上述錢款送給錢某某。立案后，審查調查組找王某談話時，王某主動將63.05萬元上繳淮北市紀委監委。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3年9月6日，淮北市紀委監委對張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2024年1月16日，經安徽省監委批準，淮北市監委對張雷采取留置措施。同年4月11日，經安徽省監委批準，對其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黨紀政務處分】2024年6月22日，經淮北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淮北市委批準，決定給予張雷開除黨籍處分；由淮北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4年6月25日，淮北市監委將張雷涉嫌受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一案移送淮北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7月2日，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指定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4年8月16日，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檢察院以張雷涉嫌受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向杜集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4年10月24日，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法院一審以張雷犯受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32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張雷為謀求職務提拔多次送錢請托，該行為如何定性？

馬銘：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機關在辦理政治騙子周某某詐騙案中發現，涉案人張雷是公職人員身份，因此將線索轉給我委。調查初期，張雷極力將其扮演成受害者的角色，認為自己不構成違紀。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張雷為謀求職務提拔送錢請托，最多構成違紀。但是經過審查調查組全面調查取證，最終揭開其極力掩飾的“面紗”。本案中，張雷結交政治騙子、跑官要官的行為貫穿其整個違紀違法過程，違反的是黨的政治規矩，破壞的是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他的行為既破紀又破法。

王青：本案中，張雷為謀求職務提拔多次送錢請托，具體事實性質各不相同，我們在審理過程中依據客觀證據和紀法規定對其行為作了區分。

一是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關于違反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等黨的規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張雷在結交政治騙子周某某和牟某某過程中，明確表達想謀求職務提拔，并按照“明碼標價”實施了送錢請托行為。一方面張雷具有違規獲得不正當的政治和組織人事利益等不良動機，另一方面上述兩人實際身份是無業人員，冒充領導干部本人或親信進行詐騙，兩人現已因詐騙罪被判刑。因此張雷上述事實應定性為違反政治紀律。

二是張雷為謀取人事利益，通過閆某某向時任淮北市某領導打招呼，事情最終未辦。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關于違反組織紀律的規定，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封官許愿、說情干預、跑官要官、突擊提拔或者調整干部等違反干部選拔任用規定行為，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不準采取不正當手段為本人或者他人謀取職務、提高職級待遇。本案中，張雷通過他人打招呼等方式跑官要官的行為違反上述法規，該情節應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

三是張雷得知商人王某認識一些領導干部，想請托王某幫助自己謀取人事利益并送給王某財物。王某收錢后承諾辦事，實際上也請托了與其關系密切的領導干部錢某某，截至淮北市紀委監委對張雷審查調查時，請托事項在客觀上也并未實現。張雷為謀取人事利益，請托與國家工作人員錢某某關系密切的王某并送其財物，張雷的這一行為應按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定罪處罰。需要注意的是，為釋放對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零容忍的信號，在請托人送財物并涉嫌行賄情況下，只要請托與被請托雙方有違反組織人事方面規定的行為，均應同時認定為違反組織紀律。此外，請托人涉嫌構成行賄罪，不影響將其謀取人事利益行為再認定為違紀。這一情節中，張雷的行為既構成違反組織紀律，又涉嫌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犯罪。

2015年，張雷應關某某請托，找到同鄉孟某某幫助辦理駕校項目審批事宜，并幫助關某某送給孟某某財物，而后孟某某找國家工作人員范某某幫忙，最終項目審批通過。張雷的上述行為構成介紹賄賂還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

常青華：介紹賄賂罪是指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行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或者向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行賄的行為。對張雷的上述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張雷構成介紹賄賂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張雷和關某某共同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在區分二者之前，先要對介紹賄賂和共同行賄進行區分。從主觀方面說，介紹賄賂的行為人對自己處于居中地位有明確認識，目的是撮合雙方達成交易，不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共同行賄的共犯要明確知道自己在幫助行賄一方，與行賄人有共同的行賄故意。從客觀方面說，介紹賄賂在于“介紹”，強調創造溝通、交流機會和傳達信息；共同行賄在于“幫助”，包括尋找受賄對象、商談財物交付及請托事項等行為。

本案中，張雷雖然在關某某、孟某某之間牽線搭橋，但其所起的作用遠不止中間人的角色，而是與關某某之間存在行賄通謀的行為。從分工來看，張雷、關某某多次在一起商量如何申請駕校考場項目，并明確由張雷找關系，關某某出錢。從行賄金額確定來看，當孟某某表示事情不好辦時，張雷和關某某商議后，幫助關某某將金額“討價還價”為50萬元。從行受賄形式來看，張雷、關某某曾在一起商議由關某某先付給孟某某20萬元，事情辦成后再支付剩余的30萬元。可見，張雷與關某某就行賄目的、金額以及支付方式達成了一致，并不是簡單的居間介紹。可以說，張雷和關某某通過各自的行為，為實現駕校考場項目的審批，共同實施了給予孟某某財物的行為，應當認定構成共同犯罪。

在關某某、張雷、孟某某、范某某的關系鏈條中，圍繞著關某某謀利事項的權錢交易雙方分別是關某某、張雷的一方以及孟某某、范某某的另一方。張雷作為關某某好友，基于為關某某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共同目的，與關某某分工配合，共同實施行賄之事，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共犯。孟某某與范某某屬于另一方，范某某是國家工作人員，孟某某與范某某系好友，根據在案證據兩人日常交往頻繁，孟某某屬于范某某“關系密切的人”。因此，張雷為幫助關某某謀取項目審批利益，請托與國家工作人員范某某關系密切的孟某某，并給予其財物，屬于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

王利萍：根據在案證據，最終將張雷此行為定性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張雷和關某某在駕校考場項目申報過程中存在合謀商議送錢請托辦事、積極策劃的行為，應屬于共同犯罪；另一方面，孟某某和范某某是好友關系，平時交往比較頻繁，范某某也認可與孟某某的好友關系，孟某某屬于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因此，張雷的行為符合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

張雷和關某某承諾向孟某某行賄50萬元，實際只支付了20萬元，如何認定行賄犯罪的既未遂形態以及數額？

王青：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作為行賄罪的一種特殊形式，在行賄數額確定上與行賄罪一致。那么，在行賄人未按照約定完全交付財物的情況下如何認定行賄數額？第一種意見認為，行賄人實際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時，才能認定行賄罪并按實際交付認定行賄數額；第二種意見認為，行賄罪應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達成作為關鍵標準，所以應按目的達成時實際交付的數額認定行賄數額；第三種意見認為，行賄罪是行賄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且行賄人請托國家工作人員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但不要求不正當利益必須客觀實現，應當依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認定行賄數額。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行賄罪是行賄人請托國家工作人員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且給予財物的行為，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根據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本案中，張雷為幫助其好友關某某辦成項目審批，向孟某某口頭承諾由關某某送其財物50萬元，但實際僅交付20萬元，剩余30萬元由于關某某資金緊張一直未交付。根據在案證據，由于關某某其他投資的失敗，生意一直處于虧損狀態，但關某某資產遠超30萬元，具備給付能力，暫未給付只是便于資金周轉，且得到受賄人同意，其明確表示待資金寬裕后會交付剩余資金30萬元，孟某某和張雷、關某某的行受賄合意一直為50萬元，因此應當認定本起事實中張雷和關某某行賄數額為50萬元，其中未交付的30萬元應認定為未遂。

王利萍：準確區分行賄罪的既未遂形態是量刑的重要依據。結合本案，在謀取不正當利益客觀存在的前提下，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行賄罪的既遂是指行賄人已完成給付財物的行為，即財物已經轉移至受賄人的控制之下；未遂是指由于行賄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財物未能交付給受賄人。因此本案中，張雷和關某某共同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的數額是50萬元，其中30萬元未遂。

對于本案中的謀利事項，辯護人提出，關某某經營的駕校符合申請考場項目的條件，另外淮北市當時也有設立此項目的客觀需要，不屬于謀取不正當利益。如何看待該意見？ 

王青：根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行賄犯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的利益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或者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為自己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本案中，關某某的駕校雖然符合申報考場項目的條件，但他吸取前幾次申報失敗的教訓，為“保險”起見，通過張雷找到孟某某希望通過請托打招呼給予“特殊關照”。實際上，通過請托后，項目申報的主管部門省公安廳交通管理部門直接通知市公安局要求關某某的駕校上報材料，審批文件規定的初審也未實際開展，因此應當認定為“不正當利益”。

常青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中的謀利事項只能是不正當利益，司法實踐中對于哪些利益屬于正當利益、哪些利益屬于不正當利益，存在不同認識，特別是那些程序或方法不正當但實體上違法性并不明顯的情形。不正當利益應當包括三種，一種是非法利益，比如實體違法或違背政策的利益，即依規依法不應當獲得的利益。第二種是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得的利益，比如國家工作人員違規違法，提供幫助或方便條件而獲取的利益。第三種是違背公平、公正原則謀取的競爭優勢。本案中，張雷幫助關某某謀取的利益雖然并不一定是非法利益，或者他們謀取的利益本身沒有違反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規定，但通過省公安廳相關部門向市公安局打招呼，要求違反工作流程直報審核，這顯然屬于上述不正當利益中第二種程序違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