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的通則。《資治通鑒·周紀》中說：“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精辟地概括了德與才的關系，對世人很有啟發。

我國古代對德才的認識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留下了許多深刻論述。《周易》中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唐代魏征在與唐太宗論擇才的時候說：“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明代呂坤在《呻吟語》中寫道，“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古人清醒地認識到，建功立業、安邦定國，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歷史上許多青史留名的人物，無不品德高尚、才能杰出。

北宋司馬光說，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認為“君子挾才以為善，而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歷史上的亂臣敗子，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史記》記載，管仲病情嚴重時，齊桓公向他詢問易牙、開方、豎刀三人能否繼承相國之位，管仲都不同意，理由是此三人為了討好君上，各自的行為均突破了道德底線：易牙“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開方“倍親以適君，非人情”；豎刀“自宮以適君，非人情”。然而，齊桓公最終沒有采納管仲的意見，后來三人作亂，齊桓公死于宮廷，齊國也陷入內亂。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秦始皇因趙高的才能，起用他為中車府令，還讓他教胡亥判案斷獄。有一次，趙高犯下重罪，蒙毅認為應按律處死，但秦始皇覺得趙高“敦于事”，于是“赦之，復其官爵”，只重其才，忽視其德，埋下秦朝滅亡的禍根。

德才兼備，方堪重任。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強調德才兼備，重視以德為先。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在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 他還說，“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1940年，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起草《關于干部工作的若干問題》，強調“用干部的標準，概括起來有二：政治，能力。”并提出選拔干部的原則“德才并重，以德為主。”這種選人用人標準，是我們黨吸納英才、成就偉業的重要原因。

德與才是辯證統一的，德是才的統帥，決定著才的作用方向；才是德的支撐，影響著德的作用范圍。與才相比，德始終是第一位的。當然，也決不能忽視才的作用。俗話說，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面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面對深刻復雜變化的國內外形勢，黨員干部要是沒有“幾把刷子”，是難以承擔職責使命的。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提出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的方針，就是強調選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視才干。總結起來就是，有才無德會壞事，有德無才會誤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

嚴把德才標準關，首先是把好政治關。把好政治關，要看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是否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是否忠誠干凈擔當。無論在什么時候，政治標準都是硬杠杠。這一條不過關，其他都不過關。把好政治關，必須高度警惕政治上的兩面人，他們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口頭一套、行動一套，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無跡可尋。透過現象看本質，既聽其言、更觀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就能及時將之辨別出來、清除出去。

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3個方面系統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謀復興，就要繼續發揚這個顯著優勢，把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好、建設強，選拔出更多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匯聚干事創業的磅礴力量。（李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