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為加強黨的建設，黨中央緊緊圍繞戰爭、進城、執政等問題，在西柏坡制定了黨的一系列規矩制度。這些規矩制度的建立和執行，為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新中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很多思想和制度成果一直影響至今。

歷史回放

加強紀律性 革命無不勝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復刊之際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題詞。這個題詞，精煉概括了加強紀律性和革命勝利的關系。此前，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時就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大別山里的電文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毛澤東于1948年1月7日親自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

蒼茫的大別山起伏連綿，關山阻隔，封鎖重重。那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大別山區剛站穩腳跟，戰斗環境緊張，又面臨缺衣缺糧的險惡環境。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克服艱苦條件，嚴格聽從中央指示，貫徹執行報告制度。一份份電報成為中央和地方聯系的紐帶，一串串電臺的“嘀嗒”聲代表著黨中央的聲音、代表著黨組織貫徹中央指示的行動。從那時起直到1952年調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況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鄧小平堅持約兩個月向中央寫一次書面報告。毛澤東曾表揚說：“書記在前線亦是可以做報告的，鄧小平同志在大別山那樣緊張的環境亦做了幾次很好的報告。”

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后，毛澤東非常關注各地土改情況，向鄧小平電報詢問新區土改的六個問題，鄧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別山各縣調查，逐一作答。大別山期間，毛鄧就土改問題往來電報達10次之多，這些報告大部分是鄧小平在行軍途中，倚著馬鞍，點著油燈撰寫的。根據調查研究了解到的情況，鄧小平于1948年1月30日向黨中央提交了《關于大別山的階級情況與幾個政策的問題》的報告，3月8日又作了《關于進入大別山后的幾個策略問題》的綜合報告。報告總結了進入大別山后的工作經驗，并對大別山地區土改中存在的“左”的問題及其危害，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議。3月14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復電中說道：“來電悉，非常之好。立即轉發各地仿照辦理。”6月6日，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毛澤東將這份報告轉發給其他的中央局，并高度肯定：“有了中原局這個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發文件了。”

1948年，鄧小平赴西柏坡參加“九月會議”，還把進軍中原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寫了詳細的書面報告呈給中央。會議結束送別時，毛澤東對鄧小平說：“我們明年見面時，全國的形勢一定比今年更好！”鄧小平說：“毛主席、黨中央看得遠。我回去后要和劉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們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我想一定能夠完成。”

解放軍戰士將《入城守則和紀律》繪成圖片，掛在背包后面，一邊行軍一邊學習。

野戰軍不“野” 民心即勝利

“保護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工廠、商店，禁止拆毀機件、搬取物資或私自沒收強購……”開封博物館收藏著一份解放戰爭時期的入城紀律守則。現在看來是泛黃發舊的一張紙，紙上的內容卻是當時戰士們嚴格遵守的鐵律。

1948年6月，開封戰役前，中央軍委就頒發了入城紀律守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隊頒布了政策和紀律，號召大家當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紀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戰中，某班同志進入一座漂亮的洋樓，屋子里一個人也沒有，展現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紅綢緞、繡花枕頭皮和精致的被單。部隊前進時，屋里一切東西都原封不動。野戰軍不“野”，每個同志都做到了秋毫無犯。

紀律就是形象，正是鐵一般的紀律，讓解放軍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正是有了人民群眾這個后盾，才無往而不勝。開封戰役開始時，解放軍某部進入離開封十余里的一個村莊，該村群眾因受國民黨謠言欺騙，大部分離開了。部隊領導號召戰士們為房東看好門，保存好東西，喂好牲畜。解放軍到村外地里找老鄉宣傳，向他們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說明解放軍的政策，后來群眾慢慢地回來了一些。房東大娘起先還很害怕，但剛一進門，戰士就端開水給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戰士們喂得肚子圓圓的，大娘可樂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全村群眾很快都回來了。老鄉們說：“解放軍這樣愛民，古今中外哪里去找這樣的好隊伍。”于是群眾們紛紛磨面、蒸饃、綁擔架，支援解放軍解放開封……

朱德同志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能執行政策，遵守紀律，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擁護，我們才能勝利。”無數事實也證明，嚴明的紀律是我們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宋梁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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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堅持和牢記“兩個務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此，他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的要求，即要求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就是被我們黨始終牢記和堅持的“兩個務必”。

貪圖享樂思想引起黨中央注意，“兩個務必”及時深刻告誡全黨——

“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

“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這是楊尚昆在1949年初寫下的一則日記。楊尚昆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這則日記是他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記錄下的個別機關紀律松弛的現象。

楊尚昆所記載的事件并非個例。面對迅速到來的重大勝利和可喜局面，一些黨員干部的精神開始懈怠起來，頭腦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享樂思想。比如，一些干部進城后，住房喜歡洋房別墅，家具首選紅木花梨，吃飯則要山珍海味，上班必須專車接送。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公共房產問題的決定》指出：許多機關團體和部隊，在城市中占領與爭奪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個小機關占據極大極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毀壞，不負任何責任。300多年前李自成進京后急劇腐化、迅速敗退，歷史教訓猶在眼前。這些現象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難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

“兩個務必”的提出恰如一針清醒劑，警示全黨要防止出現、及時發現和糾正思想行為上的“病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勇于直面問題、常懷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從延安時期對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思索，全黨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到“兩個務必”的提出與進京“趕考”，我們黨在思想作風建設上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步。新時代，持續推進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是對“兩個務必”的繼承和發展。“八項規定”引領作風建設，凝聚黨心民心，聚起清風正氣，為黨永葆生機活力匯聚起磅礴而持久的作風力量。

1952年2月《連環畫報》刊登的《吳勇是怎樣墮入貪污泥坑的》連環畫。

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兩個務必”為黨員干部敲響思想警鐘——

謹防糖衣炮彈的攻擊

糖衣炮彈，比喻運用巧妙偽裝使人樂于接受的進攻性手段。這種糖衣炮彈的危害很大，甚至是致命的。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指出，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的話絕不是危言聳聽，新中國成立前后一些黨員干部被“糖衣炮彈”所腐蝕的現象時有發生。

1952年《連環畫報》曾刊登了一則真實的故事。本溪煤鐵公司辦事處副科長吳勇是曾經在革命斗爭中頑強戰斗過來的戰士。他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2月在冀東一次戰斗中被日寇俘虜，過了400多天的鐵窗生活。吳勇曾遭受日寇無數次鞭打、過電等酷刑，從未屈服。

然而，1949年9月，當吳勇來到本溪煤鐵公司沈陽辦事處任副科長時，他便以為“革命勝利了，多少年的艱苦生活可以結束，應該享受享受了！”本來意志堅定的他在糖衣炮彈面前屈服了。商人們陸續來找他，請他看電影、看戲、進館子，大家聊得好不歡暢。商人看到吳勇有派克牌鋼筆，卻沒有派克牌墨水，就馬上買了一瓶送去，看見吳勇家沒有熱水瓶，便搶著買了一個送到家。吳勇的小孩生了病，包圍他的商人們乘機獻殷勤說：“到我朋友開設的一個醫院去吧！”還有一些商人為了要和吳勇拉關系，把吳勇的哥哥從沈陽接到本溪市來和他們一起居住。

吳勇的受賄由小到大，越陷越深，“糖衣”漸漸融化，“炮彈”的威脅開始了。他被脅迫賣給商人運鐵的車皮，成為商人牟利的工具。1950年，吳勇不按國家規定價格把鐵售出，使國家遭受的差價損失達人民幣二億八千多萬元（舊幣），受到嚴肅處理。后來他自己坦白說：“每次接受奸商賄賂時，自己覺得黨和人民對我這種犯罪行為是不會容忍的……但最后總是經不起物質引誘，接受了污穢的賄賂。同時，每接受一次賄賂之后，便下決心：這是最后的一次了！但再遇到奸商行賄時，就忘記了上次的決心。”

時至今日，能否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襲和物質利益的誘惑，防止“被圍獵”，仍然是黨員干部面臨的重大考驗。堅持“兩個務必”，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是保持黨員先進性、純潔性的重要保證。（宋梁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