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大體上承襲宋儒理學，直到王陽明端始，才另辟蹊徑。《傳習錄》是一部儒家簡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記載了明朝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讀此書可知王學梗概，王陽明在書中提出良知之學，即“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致良知是王陽明的心學主旨，語自出于《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象山先生說“心即是理”，王陽明對此作了補充，說“心有良知”，才能分辨善惡。由此可見，良知是存在我們內心中評價是非對錯的標尺，致良知是指引我們做到知行合一的前提。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是《傳習錄》中記載有名的“四教句”。其本意是說，作為人心本體的至善是超經驗界的，它不是具體的善的行為;有所為而為的善是手段，無所為而為的善才是至善。王陽明借“四教句”告誡后人，人心之無善惡是要人們不要去執著具體的善行而認識本心，要追其本心中的良知。

人自有生以來，即存有天性的缺點，受種種環境的習染，往往會被私意夾雜心中，積疊成私欲，如鏡上蒙塵，如水中渣滓，把最初的良知遮掩、障礙、隔斷。

如何重致良知?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指出“需教他省察克治”，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要時常省視內心，不可放私欲隨出，廓清心體，靜存動察，實落用功，到無私可克，方能致良知。王陽明自己在龍場驛悟道的一段經歷，正是這番省察克治功夫的踐履。

良知使我們人格充實光明，直從內心到達外在行為，表里如一。此種理想的人格精神之圓滿，即王陽明所謂的“良知之誠一”。《傳習錄》中提到，“只是一個是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可見這種心態真誠純一，也是致良知所要達到的狀態。孟子曾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著也”。最初的良知近似童真自然的心理，但在人文復雜的環境中，便漸漸喪失了。王陽明教后人致良知，告誡其必須待在人文環境中經歷世故，在學問修養和實踐言行中磨練，來重致良知之心。

“先去私心，而后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后可以聽人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王陽明的致良知學，結合當今時代精神，致良知的內涵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篤行入黨時的初心和宗旨，肩負起新時代中的使命和責任。

“所以為圣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圣人。”黨員干部要致良知，需常修為官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侵蝕。要時刻保持自省、自察、自校、自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為私心所擾、不為私權所困、不為私利所惑、不為私欲所動。只有堅持省察克治、踐行思悟，私欲日消，心境清明，才可重致良知。(定遠縣紀委監委 武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