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下午3點多，已討薪一年多的包工頭老汪、施工班組長老周等四人，代表82名農民工終于領到了被拖欠許久的工資,老汪點錢的手竟有幾分許顫抖。除現場兌現50萬元現金外，老汪還與施工方負責人老李簽下了50萬元的工資余款還款協議。

想著他們如此不易地拿到了本屬于自己的那份辛勞，我終于得以釋懷，也不禁百感交集。雖然在我們這些“城里人”看來，這些工資人均不過區區的12000多元，但卻是他們歷經半年的辛苦所得。就這點卑微的工資，還被拖欠了一年半之久。

作為一個區的紀委書記，親自出面協調各方為他們討薪，我原以為很容易，但沒想到這件事遠比我預想的要復雜的多，從2017年初到年底，差不多耗時一年。可想而知，農民工兄弟討薪如僅憑一己之力，會多么地艱難。雖然中國的法制還有不健全的地方，能讓一些心懷叵測之人鉆一時空子，但正義之門卻是始終敞開著的，邪終不可能壓正。這次討薪過程，也讓我的靈魂經歷了一次洗禮。我明白，維護群眾利益是我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的應盡職責。

我與老汪等人的“相識”，源于我今年初的一次接訪。2016年5月，章廣鎮一光伏農業大棚項目因違規建設被政府查處停工，農民工工資也因建設方不履行承包協議被拖欠。春節前，包工頭老汪、施工班組長老周等四人來區里上訪，請求區政府出面幫助他們討回工資。而之前，項目所在地章廣鎮政府已調解數月，施工方負責人老李向老汪等人雖作出還款承諾，但始終未兌現。

言談中，包工頭老汪和農民工代表老周、老李、老劉、老丁滿腹怨氣，指責鎮政府不為老百姓做主，不采取強制手段。我一邊詳細了解情況，一邊安撫他們，并表態,黨和政府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維護人民利益的，既然是我接訪，就一定會管到底，決不讓農民工兄弟流汗又流淚。

接訪后，我立即安排區勞動監察大隊調查核實，并于1月24日立案。這個案子本想快辦快結，不想施工方負責人老李始終躲避推脫，不接受勞動監察大隊調查詢問，也沒在規定期限內履行勞動監察大隊下達的整改指令。因老李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3月初，區勞動監察大隊把案件移交給了滁州市公安局南譙分局。但南譙分局認為現有證據材料不足，暫無法立案，導致事情一時陷入僵局。

在向公安部門了解到證據材料不足原因后，我先后兩次召開由政法、法院、檢察院、公安、勞動監察、章廣鎮政府等單位參加的分析研判會，力圖找準突破口。不想工作推進仍然緩慢 ，大家都各有各的“理”，都訴苦說自己的難處。

一邊是農民工兄弟期盼的眼神，一邊是相關部門“難作為”無奈的表情，讓我一時間也深陷糾結之中。作為區委常委、紀委書記，我可以要求相關部門端正工作態度，但不能要求他們越權執法，我決心采取“巧辦法”。

6月份，我第三次召開分析研判會，希望各部門能以群眾利益為重，以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要，以攻心為上，同時用好用足法律這個武器，相互配合，全力幫助農民工討回血汗錢。“勞動監察大隊負責做包工頭和農民工工作，把主張的勞務費和工資降到合理范圍內。公安分局負責做施工方工作，也要把應付的勞務費提到合理范圍內……。”會上，我給各部門下達任務，并撂出了一句“硬話”：不對農民工利益負責，就要被追責問責。

不想，施工方負責人老李再次玩起了“失蹤”。12月9日，南譙公安分局通過阜陽警方找到了老李。懾于法律的威嚴，老李終于同意與老汪等人商談還款事宜。

老汪、老周等4人風塵仆仆地從合肥、蕪湖、六安等地趕來，但又在欠款金額上發生爭議。老汪等人的主張是152萬，但老李認為有“水分”，連續三天久談不妥，各不讓步。此時，正值監察體制改革，年底各項考核實施工作也忙得我焦頭爛額。“一定要耐心，否則就功虧一簣。”我反復提醒自己，也提醒大伙。我要求章廣鎮政府請評估公司測算，最終得出了一個合理價格100萬元。第四天，雙方終于都認可了這個100萬金額，達成和解，也由此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

現在，有人戲稱我是“討薪書記”，但為農民工兄弟討薪，我從不后悔！（滁州市南譙區委書記 楊龍）